去年8月，我在西雅图机场偶遇了一位一起飞往北京，就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Schwarzman College)的新同学。第一次碰面，我们兴奋地自拍留念。当他用微信将照片发给我时（按书院嘱咐，他已安装了微信），我注意到他手机里几乎没有其他的照片。“买了新手机？”我随口问道。他神秘地笑了笑。“是的，我去北京前特地买了新手机，学校发的联想电脑我也不会使用。我可不想回美国后继续受中国政府监控。”

这么做有些夸张吧，我心想。出生于北京，在新加坡长大的我到中国探亲、旅游的次数已不胜枚举，自己从未特意准备一部手机。我在美国念的本科，曾给过许多同学到中国旅游的建议，还是第一次遇见有同学如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联想起有些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他国时的确会采取类似的措施，我暗笑。苏世民书院一向提倡培养世界未来的领袖，这位同学是否已经学着这些领导人的行为举止了？

正如其他中美高校的人文交流项目，苏世民书院以搭建两国之间的桥梁为旨。不过，在中美局势紧张的今日，我难免也意识到微信朋友圈里和Facebook上温馨的合影背后隐藏着难以缓解的矛盾。



苏世民学者项目由清华大学和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联合设立，2016年招收第一届学生。每年，书院招收一百余名学生，五分之一来自中国，五分之二来自美国，其余的来自世界各国。书院以英文授课，大部分国际学生被录取前也并没学过中文。授课的老师三分之一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其余的大多是美国高校的教授。在课程设置、开放程度与言论自由方面，这里更像是一个特区、一块试验田。

项目启动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都来信祝贺，希望苏世民书院能促进中美青年的交流与互动，增进信任、建立友谊，搭建中美未来领导人之间的桥梁。然而，随着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民族主义在两地兴起，鹰派势力在两国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碰出的往往不是璀璨夺目的火花，而是令人忐忑的火焰；搭建的不是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桥梁，而是分隔两地人民的城墙。



毕业来临之际，香港反《逃犯条例》运动就凸显了学生之间的矛盾。

6月初抗议升温，示威者组织大型游行，还和警方发生冲突之时，十余名美国同学从北京飞到香港，亲眼目睹当地的示威，有的在Facebook上留言，表达他们对示威者的同情。美国学生何瑞(Henry Aspegren)在到访“列侬墙“(Lennon Wall)后发出一张照片，写道“香港的便利贴抗议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支持者的声音”。

回到书院，他们和大陆学生在书院的餐厅里、走廊里唇枪舌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同学指责修例将对香港自治带来威胁，批评香港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大陆同学坚持示威是由搅局者煽动的，不代表大部分香港人民的想法，并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来自香港的黄尔诺同学告诉我：“这正是一个香港、两个故事的体现。当时，我觉得同学们并不在对话，而仅仅基于中美媒体片面的报道对着另一方说话。”

可悲的是，中美师生们“对着另一方说话”的机会都可能日益减少。

川普政府奉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占美国大学留学生三分之一的中国也必定受到影响。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16年发放了47万多个F-1学生签证，但2018年仅发放了36万多个。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8年发表的报告发现，2017年川普上任后，美国大学的新生人数大幅减少了6.6%，之后持续减少。学会的调查显示，签证申请被拒绝和延误是国际留学生人数减少的最大原因，2018年有82.7%的大学提出此问题，远远高于2016年的33.8%；同时，2018年有60%的大学提出美国政治与社会环境的问题，也是远远高于2016年的15%。美国政策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的分析也发现，许多留学生毕业后申请H-1B工作签证拒签率由2016年的10%猛增到2019年第一季度的32%。

中国教育部6月份发布留学预警，警告中国赴美留学生签证受限。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统计，2019年第一季中国计划公派赴美留学人员有13.5%签证被拒，比2018年的3.2%涨了4倍。路透社报道，该话题很快成为微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少用户表示自己宁愿到其他国家留学。8月底，《今日美国》(USA Today)报道9名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中国籍本科生被美国边境官员在洛杉矶机场扣留后遣返中国。校方发表声明澄清学生有学术资格继续学业，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并没有给学校提供任何信息。



在中美关系暗流涌动的河流中逆水行舟，最乐观的学生们也难免感到无能为力。考虑赴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的顾虑，也随着两国关系恶化而增多。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上个月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盘问了几名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美国学生，为的是了解中国是否企图招募美国籍学生当间谍。对此报道，一些燕京学子谴责FBI的猜疑，并批评NPR含沙射影。

得知对标苏世民书院的项目受到怀疑，许多同学不禁感叹当前日趋紧张的两国关系使得学术圈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年下来，我们充分意识到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鸿沟。固然，有美国籍学生曾被判充当中国间谍，但类似事件较为罕见。

去年开学典礼上，苏世民先生对我们强调：“中国不再是一门选修课，而是一门核心必修课。”他嘱咐我们要思想开放，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互相学习。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静静地聆听着。毕竟，中国的崛起不容忽视。然而，跨文化的交流本来就不容易，需要各方突破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障碍。

中美关系恶化，西方媒体将注意力聚焦在中国修宪、新疆对待维吾尔族的做法、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监控等问题，使得这个考验更为严峻。这么一来，来自西方和中国的同学们就这堂必修课该怎么上有着不容小觑的差异。

一位中国籍的女同学提到，学年初期，有几回她在食堂用餐时就有还不熟悉的美国同学过来一起坐，有时甚至名字都还没说就直截了当地抛出问题，提出外国媒体就大量维吾尔族在新疆受监视、拘留和同化的指责，请她作出答复。“这时，我是很尴尬的。我不能不回答他，因为他就坐在我对面。但我又不能充分地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敏感的对话必须建立在一种感情、友情和信任之上。”



如此一来，许多美国学生反而认为中国同学不够直率。“他们往往都说的是官方那套，我以前就读过了，何必在中国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呢？”何瑞无奈地嘟囔道。另一名美国同学兆雷(Bill Drexel)分析，随着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近年的加强，许多身为党员的中国学生不愿意提出思想不正确的观点，以免误了他们今后的前途。

苏世民先生提到的中国课该怎么上学生们有所争议，该讲什么内容学生们更是有着巨大的分歧。作为中美合作项目，书院在课程内容和教授聘请上较为多元化，有教授在课堂上主张不应该以民主制衡量中国的政治体系，提倡以尚贤制，也有教授表示对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停滞的无奈。然而，许多西方同学仍认为他们在课堂里无法深入地探讨当前棘手的问题，包括政治体系的改变、公共场所的智能视频监控、网络上的个人隐私保护等。虽然书院不曾禁止我们讨论任何话题，可想而知，教授们授课时对敏感的话题谨慎发言，许多学生也并不愿意得罪教授。

去年10月，来自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三名学生为此组织了苏世民书院首个辩论协会，起名茶馆联盟。他们是想与中国同学讨论政治及社会问题，更好地了解中方的立场。“我们有义务了解中国现状的真面目，不能畏避令人堪忧的种种现象。”茶馆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英国籍的蓝昊天(Noah Lachs)表示。

令他们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籍同学并没有像他们希望中那么踊跃地参加辩论。谈到更敏感的话题时，出席的中国学生往往寥寥无几。茶馆联盟的另一名创始人兆雷感叹道：“他们常混淆的是，我们抨击的是中国的政治体系，而不是中国人民，也不是中华文化。许多美国人热爱抨击政府，这是正常不过的。但在中国，这往往是难以接受的。”

美国同学开门见山地谈政治问题、批判中国的政治体系引起了中国同学的质疑。一名中国籍的男同学表示，虽然美国同学说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国而来，他们了解中国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更深入地批判而不是更深入地合作。他说美国籍同学学的、讨论的话题都较为片面，着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他们的分析和评论也都是基于美国的政治价值和体系，而他们需要更深入地学习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了解这些决策背后的大环境。这名同学分析，根本利益上发生冲突，美国媒体鼓吹中国威胁论、美国政府企图压制中国发展，学生之间的感情自然也遭池鱼之殃。



去年11月，书院组织中国社会实践课程，一部分学生到宝鸡调研一周。因为宝鸡的调研是以中文进行，小组以中国学生居多：13名中国同学，一名马来西亚同学，一名美国同学和一名英国同学。课程第一天，美国同学无意间发现，有中国同学拉了一个新的微信群，群里14人，将她和那名英国同学拒之门外。她找了一个中国同学诉苦吐槽，但这无济于事。她能用中文和他们沟通，但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能和她开怀地互动。

“当时，我特别沮丧。我来苏世民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认识中国同学，之前也在河南的一个村庄里住过九个月，对中国人民抱有好感。”她告诉我，她为后来结交了几名中国朋友而感到欣慰，但态度恐怕再也不会有之前那么乐观，而有意推进中美友谊的人也越来越少。

一名2017年入学、为我们这届担任助教的中国籍学长也观察到，一年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张了。上届中国籍和美国籍学生之间固然也是有着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跨国的友谊大部分也并不深。但是因为政治大环境当时还相对良好，同学们之间谈论政治话题也自然较少，产生的矛盾和彼此的不信任也少得多。

以“911”事件纪念活动为例，她说2017年就有六七个中国同学参加了美国西点军校学生组织的接力跑，但2018年一个中国学生都没出席。

今年7月份毕业典礼来临时，也凸显了同学之间的分歧。得知商汤科技(SenseTime)创始人汤晓鸥受邀发表演讲，因为该公司在新疆的业务前一段时间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部分学生向书院领导致函，表示他们对汤教授受邀演讲的忧虑。信中指商汤研发的AI软件在新疆被用于监控维吾尔族群众，美国政府也曾考虑将商汤列入黑名单。“我们并不认为他代表我们的价值观。”

近一半的学生在这封信上签了字，但在59个名字中，没有一个是大陆学生。几名大陆学生告诉我，全球最大AI独角兽的创始人出席我们的毕业典礼是书院的荣誉，而人脸识别科技在许多国家都用于公安工作，他们为外媒的报道和西方学生的批评感到忿忿不平。

虽然大环境不利，书院领导和老师迎难而上的精神是我所敬佩的。院长薛澜老师组织了几次小组座谈，了解学生之间产生摩擦的原因；老师们也组织了诸多活动，让同学们有机会一起游长城、包粽子、划龙舟，在轻松的环境里建立感情。一年下来，书院一些值得庆幸的事情，今后的学弟学妹们可引以为鉴。



正如所料，来到中国之前对中文和中华文化有所了解的同学们更能入乡随俗。美国籍的吴嘉伟(Joshua Woodard)就读麻省理工时就辅修了中文专业，这帮助他走出了书院，走入各个不同的圈子。吴嘉伟说他在中国一年总体过得很愉快，在北京的本地人和外国人圈子都来去自如，很快就将在深圳的一家产品设计公司开始职业生涯。

在燕京学堂，美国学生龚迈山(Miles Graham)和中国学生王栋一起搭档竞选燕京学堂研究生会主席和副主席，最终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王栋说，他和龚迈山是在学年初打乒乓球时认识的，意外地传承了一段中美“乒乓外交史”。“大家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对彼此有一定的了解，不会简单因为外部环境而受到影响。”

燕京学堂的美国籍学生凯尔茜·凯伍德(Kelsi Caywood)说，在燕京学堂就读的学生对中国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大部分在中国至少住过一个夏天，有的甚至在这里生活过两三年。之前建立的感情也就成了在燕京学堂相互包容的基础。

即便如此，国与国之间的猜测和怀疑已经使得许多美国学生重新考虑到中国深造的计划。据NPR报道，原本打算这个月入学，已经被燕京学堂录取的两名西点军校军官学员退出了该项目。

我认识的一名华裔的美国籍学妹也重新衡量报读苏世民书院的打算，唯恐在中国读研以后在美国政府部门找工作会处处碰壁。还有一个在清华计算机系，已经读了一年研究生学位的华裔美国籍同学差一点决定放弃这个学位，以免影响了在美国科技领域发展的前途。

项目启动时，苏世民书院首任院长李稻葵提出过他的愿景：来访中国的美国籍学生将与中国同学建立私人的友情，在遇到问题时，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可以直接打电话讨论。遗憾的是，如今，艰难中建立起的友谊又受到怀疑，要实现李老师的愿景恐怕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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